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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報記者王帆深圳報道
導讀
有獨立思辨的能力，才會有創新，這也是我們人類區別於人工智能最重要的能力。
今年9月，香港中文大學（深圳）即將迎來第四屆學生。
日前，其首任校長徐揚生接受瞭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的專訪。在徐揚生看來，大學最需要培養的是學生的獨立思辨能力，這也正是創新的根基所在。
徐揚生同時是中國工程院院士，他的研究方向包括空間機器人、智能系統與控制、人機界面和智能混合動力汽車，設計並開發瞭30多個機器人及智能系統。除瞭關註教育本身，徐揚生也對大學、科研和產業之間的關系有頗多思考。
合作辦學的接受度越來越高
《21世紀》：作為首任校長，請你介紹一下香港中文大學（深圳）辦學幾年來的成績？
徐揚生：到今年我們已經完成瞭第四屆招生，整體的情況一年比一年好，連續兩年的生源情況在廣東省所有大學裡排在首位，廣東省理科第一名、福建省理科第二名都在這裡，我們還招瞭很多優秀的國際生。
第二，我們在培養學生方面做得不錯。到我們這裡來的教授都會誇獎學生素質很高，我們的學生到國際上參加比賽常常拿第一名。
我想這跟我們的辦學理念有關，第一是“學貫中西”，一定要開眼界，有國際視野；第二是“古今通匯”，要知道自己歷史、傳統、文化，才能走得遠；第三是“文理融合”。
另外我們的對外交流做得不錯，跟國外40多所大學建立瞭聯系，包括明尼蘇達大學、劍橋大學、密歇根大學、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，學生可以去交流、學習；在師資招聘方面，引進瞭大批的優秀教授，在教授水平方面，我們的標準是向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看齊。
《21世紀》：大學招生的競爭越來越激烈，香港中文大學（深圳）的生源情況卻在逐年變好，你認為你們最大的吸引力和優勢是什麼？
徐揚生：我覺得最大的優勢是國際化。我們要看的不僅僅是今天的世界，更要看到10年、20年以後的世界，所以國際化越來越重要。
另一個優勢是對本科生教學的重視。我們很註重教師在教學、教材、課程和考試等方面的細節，每一年會更新教學內容，因為世界科學、經濟形勢是在不斷發展的，教育也不能一成不變。在一些學校，80%以上的教學內容是30年前的東西，這在我們這裡是絕對不允許的。
教育應該鼓勵個性
《21世紀》：你提過人工智能時代，教育會受到很大的沖擊，想象、創造等是真正需要培養的能力，從課程設置和學生培養方式上，怎樣去適應未來的時代需求？
徐揚生：我覺得可以訓練一點記憶，但不能太過。人隻有一個腦袋，一天隻有24小時，機械的東西塞得太多的話，會過多地占用腦容量和時間，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。
有個朋友問我，怎樣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？我說一個孩子在讀小學、中學的時候，做完所有的功課後，在睡覺之前至少還有一小時的空閑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看課外書、看電影、聊天、打球，隻有這樣才有可能發揮每個人的個性，而扼殺個性的教育總是失敗的。
具體的培養方面，有幾點很重要，第一是培養學生獨立思辨的能力。有獨立思辨的能力，才會有創新，這也是我們人類區別於人工智能最重要的能力。
第二是培養學生的責任心。這方面，德國人和日本人值得學習。我的日本學生，給他們佈置瞭什麼任務，絕對不會找借口不去完成。
第三是培養學生熱愛生活的能力。我們有晚宴、博雅講堂、駐校藝術傢，這些都是陶冶情操的地方。熱愛生活很重要，否則在專業的學習之外，人可能會陷入空虛，因為人生的目的並不僅僅是好好工作。
《21世紀》：不管是在教育還是科研、產業等領域，跨學科是一種越來越普遍的現象，你們也提出“文理融合”的理念，具體而言，跨學科人才培養在香港中文大學（深圳）是如何體現的？
徐揚生：學科的發展是越來越融合的，這是世界潮流。比如當我們說“Media”的時候，它同時涉及計算機、視頻、藝術、傳播等，你說它是工科、理科還是文科？又比如，醫院院長應該是受什麼學科訓練出身的？法律行業現在最缺乏的是IT、醫學等方面的人才。建築學、人工智能、金融科技、公共政策等等，這些都是屬於交叉學科。
我們的很多專業設置考慮瞭這些因素，比如新能源、大數據，它其實都是融合瞭很多不同學科的內容；另一方面，學理工科的要修很多人文的課程，增加人文素養對於今後事業上的發展、提高情商和溝通能力都很有益處。
做世界一流的研究
《21世紀》：香港中文大學（深圳）的定位是研究型大學，在你看來研究型大學有什麼特點？
徐揚生：研究型大學和教學型大學相比，對老師的研究要求更高。研究型大學要有研究院、實驗室以及各種設備，這方面深圳政府對我們非常支持，現在我們有機器人與智能制造、大數據、高等金融等研究院或實驗室，有兩個諾貝爾獎獲得者領銜的研究院，未來還會籌備生命科學、新能源等方面的研究院。
當然，要打造好的研究型大學，並不在於研究所的數量有多少，而在於要做世界一流的研究。如果你是世界上某個領域的前五名，那麼一定要知道另外四名是誰。所以我們挑選教授非常嚴格，很多人來申請，但我們必須精挑細選。
研究型大學辦得好瞭，研究成果可以讓工業界和社會獲益，拉動整個社會的科技進步，能輻射社區，提高人才素質，反過來這些又能更好地支持大學的發展。
《21世紀》：美國的高新技術發展，尤其是基礎研究這一塊，很大程度是靠研究型大學及其實驗室的推動，你認為在中國，研究型大學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？
徐揚生：基礎研究這一塊，美國的確很依賴一流的大學，尤其是研究型大學。他們的很多尖端技術都是來自於一流大學的實驗室。
我們的定位肯定是希望往這方面發展。如果研究型的大學足夠多，基礎研究做得足夠紮實的話，對經濟的持續發展也有幫助。
從另一個角度來講，研究型大學同樣也承擔著培養一流學生的任務，在這個過程中，我們會更註重培養學生獨立的研究能力。我們的學生從本科一年級、二年級就可以參與實驗室的工作，我的實驗室就有本科生參加課題研究，這對學生是很好的事情。
中國需要培養創新文化
《21世紀》：前面你提及大學裡的研究一定要有工業界的支持，這裡面包含產學研的轉化問題，你認為怎樣可以提升轉化的效率？香港中文大學（深圳）背靠深圳的產業鏈資源，是否在產學研結合上更有優勢？
徐揚生：成果轉化是有的，但也不一定是那麼直接，大學裡面的大多數研究成果其實是轉化不出去的，你不得不承認，全世界都是如此，可能隻有日本做得好一點。
十多年前我做瞭一個爬樹機器人，大傢非常喜歡，功能也很好，但有人問我，這有什麼用？我說我真不知道，做的時候沒想過有什麼用。做出來以後，人們才想它可能可以做森林裡的互聯網傳輸點。有些研究成果的用途是後來才出現的，所以也不用太功利。
香港的很多科學傢做東西是很務實的，有的人堅持做瞭幾十年的研究，而深圳有很好的應用背景、產業化條件，產業氛圍好，如果兩方面的優勢能夠結合起來，將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我們引進的很多教授做的研究都是可以與深圳的產業界有所聯系的。
《21世紀》：你曾經在公開場合提到，中國當前的創新更多是商業模式方面的，真正的技術革新非常少，如果要實現由前者向後者的轉變，中國還需要哪些方面的努力？
徐揚生：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，跟教育、基礎研究、文化有關，跟科研政策也有關。做科研的人心要靜得下來，否則創新的東西本來就有限，炒來炒去又成瞭商業模式的炒作，這沒有觸動到技術創新的根本。
創新是一種文化，不是你想創新就一定能實現，重要的是要培育這種文化。研究型大學有必要去培養創新人才，從而推動創新文化的形成。對於深圳而言，這個城市需要什麼樣的人才？需要幾所什麼樣的大學來培養這樣的人才？我想這是需要明確的地方。
（編輯：李二民）
本文來源：21世紀經濟報道
責任編輯：王曉易_NE00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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